对于东方和西方的社会而言，也有不同的内在逻辑和决策思路。
在前世的西方历史上，由于启蒙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思想文化运动开始，酝酿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价值观。
主要目标是要求废除贵族特权，附带作用是允许子女平等继承，禁止使用酷刑等等。
在国家治理上，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，人口从来没有饱和过。
所以当近代理性管理方式成为主流之后，他们就会采取任何提高劳动力的政策。
包括女士优先，因为女性能够生育劳动力，包括儿童犯罪不罚，因为儿童是未来的潜在劳动力。
还包括解放女性，推动女性劳动，女性进厂做工，因为女性虽然身体较男性稍弱，但也能承担很多社会劳动。
在东方的思想文化上，肉刑普遍被认为是残忍的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能轻易污损。
在古典时代，东方的思想者就不支持对身体的酷刑，慎刑一直是非常主流的大众思想，使用酷刑的酷吏会被普遍敌视。
但是，在古典时代的科技水平太低，无法在不使用刑法的情况下，单纯依靠不会说话的物证查清案件。
所以对身体的刑法一直被士大夫和学者们唾弃，但刑讯人员却一直在持续使用。
在东方的治理逻辑中，认为涉及到人的管理流程，无法做到绝对高效、廉洁、公正，无法规避腐败和堕落以及挟私报复。
涉及到人体的惩罚，如果拥有合法的外衣，那就可以合法的实施身体摧残、强迫劳动剥削、乃至器官摘取等等。
现代普遍禁止器官交易，因为普通人是可以“被自愿”的，可以为了某些条件而“自愿”。贵族和富豪们，可以钱让普通人自愿放弃自由、肢体、器官。
而当现代科学和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在刑讯逼供的同时摘取器官就有可能实现了。
就算是现在，如果有人胆子足够大，也已经能够抽罪犯的血来卖了。
估计未来二十年内，器官更换就有可能实现了。
就算是在古典时代，就有拔罪犯和奴隶的牙齿来卖的情况，华盛顿那帮人不光是剥皮做靴子，也会拔牙当假牙用。
一战时期就有专门拔死亡士兵牙齿卖给牙医的人。
朱简烜现在需要非常慎重考虑的事情，是对于现在的大明而言，如果直接禁止刑讯逼供，会对基层治安形成什么影响。
现在大明的刑侦技术足够支持这种政策了吗？
朱简烜自己都没有办法准确判断，只能给正在实训的儿子们下达新任务。
不需要让广东的十二兄弟去做，其他的在基层实训的儿子们，可以在实训的时候随时观察分析。
如果不使用针对嫌疑犯身体的各种破坏性手段，能不能正常的断案施政。
关键是效率相比使用简单的刑法会有多大的差异。
与此同时，作为广东兄弟报告的附件，山县的那个案件本身，朱简烜本来也没有太在意。
但是看到当事人的名字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一些额外的端倪。
朱简烜虽然不是广东人，但是对广东却有一些刻板印象。
司徒、容、冼，都是典型的广府人姓氏，伟雄、锦堂、兆基，也都是典型的广府人的名字。
而林是福建大姓，水生也不是典型的广府人名。
这个林水生不一定是福建人，但有可能是雷州或者琼州人，也有可能是潮汕人。
琼州和雷州属于广东，属于广东最偏僻的地方，而广州是现在华南地区的工业中心，用工量每年都在上涨。
林水生可能是从潮汕或者雷琼两地去广州谋生的。
所以单纯看当事人的名字，就不能排除一种地方上的典型问题，外地新移民和本土人之间的矛盾。
冼兆基怀疑林水生盗窃，其他的工人也怀疑林水生，当地锦衣卫也都是本地人。
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证据，但是林水生一家是外来户，还不是能跟广府人较劲的客家人。
别管是单纯的觉得他们这家外地人可疑，但是就是故意栽赃陷害，林水生在山县都是有口难言。
但是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？应该怎么预防？
根本性的办法当然是均衡发展，让各地都有自己的产业，让大部分百姓不需要背井离乡，到外地去讨生活。
但这样又会导致地方宗族势力根深蒂固，让朝廷管理力量无法真正深入地方。
这在前世的现代社会，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。
另一个角度的方法是大力推动城市化，吸引大量的外地人形成规模巨大的城市。
让外来人口的数量远远超过本地周边人口。
如果原有的本地城市已经很大了，或者是本地周边的居民也具有相似的文化，已经将城市规模推高到了巨大的规模。
比如说广州府就是这样的情况。
在清朝嘉庆年间的时候，广州府的两个附郭县，南海县和番禺县户籍加起来，已经有两百万人口了。
住在城市中的虽然只有五十万出头，但那是农业时代的技术水平限制导致的。
农业时代的城市，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