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同机构的地方官，会天然倾向于内部抱团，互相遮掩并欺上瞒下。
除非是本来就有远大抱负的官员，绝大部分传统地方官僚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。
对于其他的陌生官员的各种事情，他们会习惯性的无视甚至主动协助掩护。
为了压制和规避这种倾向，神洲历代王朝想尽了各种办法。
单就制度方面而言，首先是最基本的流官制度，避免官员在一地扎根抱团。
然后是各种监督制度，从中央直接派遣官员去地方巡视，或者派遣中央官员临时镇守地方。
最后是分权制衡，在同一级别设置不同类型的衙门，分管相近甚至相同的职责，互相监督掣肘制衡。
但是制度的复杂化，通常意味着效率低下与成本高昂，必须在廉洁丶可靠丶廉价丶效率等重要因素之间折中。
所以全面的分权只在省级行政区实施，府州县等基层机构仍然是主官独揽大权，佐贰官对主官的限制能力相对有限。
崇祯当时将处理法律事务的职责，从地方的的主政官员身上剥离，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司法的官员。
在三司层面，将提刑按察使司拆分成两个衙门，成立单独的提刑司掌管刑狱。
三司下属的府丶州丶县衙门，也同时设立本级的提刑官。
但是由于朝廷的财力有限，由于社会交通和通讯条件有限，由于对行政效率的拖慢等原因，当时的改造就并不彻底。
有些地方开始的时候设置了提刑官，但是后来又将其并入了原有的府通判丶州判官丶县丞身上。
通判丶判官丶县丞本来都是地方佐贰官，他们平时替地方主政官员分担处理部分常规政务，也用来制衡主政官员的权力。
当时不再允许主政官员审判，只允许佐贰官审判，结果就是让双方的地位变成了两头大。
甚至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佐贰官实权更大的情况。
这种倒反天罡导致的混乱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崇祯不得不再次调整了主官和佐贰官的职责。
让通判丶判官丶县丞只管审判，其他政务全部交给知府丶知州丶县令。
结果又导致知府丶知州丶县令的权力过大，事务过多。
最后又再次搞职责拆分，让知府和通判都能审判，权力分配也恢复了最初的方式。
专门的提刑官存在了一段时间又消失了。
朱靖坤认为，崇祯皇帝的改革是正确的，但是当时朝廷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，无法额外维持独立的审判体系。
现在大明具备这种条件了。
现在大明的工业化迅速铺开，生产力有了大幅度提升，朝廷有了更多的资源。
关键是交通和通讯条件大幅度的提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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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可以再次实施崇祯朝的改革，在保持原有的主官和佐贰官的基础上，额外设立了府州县级的地方提刑官。
可以再次拆分提刑按察使司了。
虽然崇祯的考量，大概是刻舟求剑的参考现代经验，以司法独立本身为目的的去搞。
而朱靖坤是根据他面对的局势，建议再次做地方机构的权力和职责拆分。
两人的判断逻辑和目的不同，但做出了基本相同的决定。
而在朱简烜看来，现在将司法权力独立出来，也符合神洲的分权思路。
朱简烜考虑了许久，最终还是决定采纳儿子的建议，让内阁和吏部去讨论拟定正式方案。
以后省级衙门的三司就要变成四司了。
提点邢狱司的职责接近于后世的法院，按察使司的职责接近于后世的检察院。
府州县衙门单独设立提刑官，以后地方的主政官和佐贰官都不再负责刑狱，他们的直接权力会明显下降。
这种部门拆分改革能够增加岗位，属于最容易完成的改革。
除了独立出来的提点邢狱司和府州县提刑官肯定归大理寺管，对中央朝廷的官员的权力和收入几乎没有影响，
地方官员的权力虽然稍微缩小了，但是却会多出一批新的缺额，有大批官员可以多出一次晋升机会。
大量官员因此能够提前晋升，这符合大部分官员的利益，遇到的阻力自然不会很高。
只是今年的财政支出，以及以后每年的财政预算，都要做专门的调整。
但是花钱的事情都好办，特别是朝廷有钱的时候。
没钱的时候想办也办不成，强行上马只能从其他地方抠钱，那就可能会抠出问题来。
现在的大明当然没有问题。
朱简烜的几条命令发出去，内阁和相关部门都忙活起来了。
江南的朱靖坤等待父亲的支持到位，同时开始按照预定的方案调查地方士绅的意向。
从苏州城开始，到处开会接见地方士绅，也就是有功名的人。
当地的部分官员，当地功名最高的百姓，以及当地知名度最高的青壮年学者。
对于是否允许女子参加科举，这些地方士绅的态度分布特徵，与朱靖坤自己的预判非常的接近。
至少有五成士绅，难以接受女性官员，明确拒绝与女子